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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我们讨论了我们两国之间的文化联系以及人道主义问题，特别是最脆弱人群和儿童的需求，他们在任何冲突中都是最脆弱的，”现年54岁的武契奇在照片旁这样写道，“我强调塞尔维亚愿意以必要资金的形式向当今最需要的人提供援助。我希望和平能够尽快回到每个家庭，这样我们就能确保每个国家的未来都寄托在最年轻的孩子身上，让他们有一个安全的童年和成长。

C | 他们不像我们朝九晚五固定上班，虽然我们的工作有五险一金等保障，但那是用时间与自由换来的”……此言一出，质疑声四起。”

现年46岁的叶莲娜是和乌克兰外交部长德米特罗·库莱巴（Dmytro Kuleba）一起抵达贝尔格莱德的。

据悉，这是自从俄乌冲突开始后，叶莲娜和库莱巴首次到访塞尔维亚，而在《美联社》看来，“这是塞乌两国关系升温的一个迹象。质疑者认为她站着说话不腰疼，“把没有选择说成了自由”，甚至建议她主动去享受一下灵活就业的“福利”。”尽管如此，塞维亚还是拒绝加入欧美国家对莫斯科的制裁，坚持与其传统的斯拉夫盟友保持着友好的关系。应该说，学者的个别言辞一旦以“金句”姿态进入大众语境，尤其是开放的舆论场，是极易被放大乃至被误读的。因为学者的学术研究本身比较专业，与观点的大众传播实际上是两个不同的“场域”，经常会产生“摩擦”。具体到张丹丹的言论，单独拿出来看，确实刺耳，不那么中听。诚然，许多灵活就业者即便享有了时间上的灵活性，也依然缺乏足够的安全感；更何况，这种“灵活”对相当一部分人来说并非主动选择，而是别无选择的被动接纳。

就在乌克兰的第一夫人和外交部长出访期间，该国的哈尔科夫地区受到了重创，学童们不得不转入封闭无窗的地下掩体中上课。基于此，张丹丹的话受到网友质疑，并不意外。但是，看完完整视频就会知道，张丹丹在对话中也谈到了一个事实，“（灵活就业群体）有些人是主动选择灵活就业；有些人则是没得选，因为找不到一份带有劳动合同、五险一金的稳定工作。”此外，她坦言：“零工群体的收入差异很大，有上万的，也有几千甚至几百的，他们有相当大的自由发挥空间，收入情况很不一样。”其实，只要稍微了解张丹丹的学术轨迹，特别是她十余年来的研究视野，就不难发现，她长期关注基层劳动者，致力于为灵活就业者和新就业形态群体发声。比如，她曾研究“零工、平台用工与AI时代劳动市场”。打开北大国发研究院官网，可发现她撰写的《零工就业，如何在灵活与保障之间寻求新平衡》，其中建议：可探索“非捆绑式”参保方案，允许零工按需选择医疗、工伤等单项保险，而非强制缴纳五险一金；对高流动群体适当放宽参保基数或缴费门槛，并进一步推动跨区域缴费和接续，减少重复缴纳或因频繁换工作、换城市而出现的“社保断档”现象。

当武契奇在总统府迎接乌克兰贵宾的时候，他的妻子塔玛拉·武契奇（Tamara Vučić）也现身了，穿着纯黑色的套装，看上去很是端庄大方，在气质方面比经常出现在国际舞台的叶莲娜要更胜一筹。

相对来说，现年42岁的塔玛拉的身姿更加挺拔，而且脸庞的轮廓清晰分明，这也是她显得比叶莲娜更有气质的主要原因。

在专职当塞尔维亚第一夫人之前，塔玛拉就已经从事了和外交有关的工作，毕业于贝尔格莱德大学语言学院的她精通除母语之外的两门语言，英语和法语，进而也在该国的外交部工作了10多年。也难怪在招待外国贵宾的时候，塔玛拉总会表现得游刃有余。

此前一天，塔玛拉和叶莲娜已经进行过单独的会面，他们一起参观了贝尔格莱德要塞、卡莱梅格丹公园、贝尔格莱德大学等地，主要目的是各自国家的文化可以受到对方国家的重视。张丹丹接受采访时表示，以骑手这一群体来说的话，是否可以根据不同的收入水平调整社保缴纳的比例或给予补贴；也可考虑适当降低缴费基数，优先覆盖骑手群体最迫切的保障需求。

叶莲娜在自己的社交媒体账号上，表达了对塔玛拉的感激之情，称自己正是应她的邀请而来到塞尔维亚的，“塞尔维亚出于人道主义目的向乌克兰提供财政援助，特别是用于支持和恢复我们的医院，”叶莲娜这样写道。

D | 如此种种，都说明张丹丹长期以来都是在为灵活就业群体争取权益的，更无轻视新就业形态群体之意。如果只揪住一句被剪出的话不放，未必客观，也不全面。

此外她还介绍称，自己和塔玛拉一起参加了和心理健康有关的会议，“77%的乌克兰人有焦虑症的迹象，诊断出的创伤后应激障碍病例数量正在增加，不仅在军事人员中，而且在平民中也是如此。

E | 对张丹丹可以批评，但不宜演变为对个人的“围剿”；学者的表达可以商榷，但其长期的学术付出不应被一句“金句”抹杀。如何让算法有温度、让协商有通道、让劳动者靠双手赢得体面与尊严，这些更是此番争议背后，更值得大家共同求解的真问题。如何克服整个民族的创伤？我们将在小组讨论中讨论这个问题，我非常有兴趣听取在各自国家有类似经历的巴尔干专家们的意见。近年来，国家高度重视灵活就业劳动者的权益保障。”